3年之内，从无到有，每年新增十几家育秧工厂，迄今已达43家，每家投资动辄数以百万元计，各路资本纷纷抢滩。
为何是监利？
湖北是农业大省，育秧工厂在其他地方寥寥无几，在监利却风生水起，并带动土地有效流转。
育秧工厂在监利快速成长的逻辑是什么？作为市场主体，其背后究竟隐藏着农业经济学的哪些规律？
近日，中央发文对农村土地流转提出指导性意见。眼下，正是农田调整和流转签约时机。“全国水稻县”监利的3年实践，应该能给我们带来深刻的启示。
1.中国水稻县的尴尬
市场倒逼传统农业转型
福娃集团是监利大米深加工龙头企业，前些年加工的监利大米销路不好。公司副总经理方冰认为，原因在于种植环节品种杂乱，农户分散经营很难统一，贩子收起来后又鱼龙混杂，加工出来的米质不一，影响口感。多年前，监利大米只好一度打“仙桃香米”的牌子，借船出海。
每年播种面积220多万亩，产粮130多万吨，居然没有自己的品牌。人称“中国水稻县”的监利很尴尬。
为塑造监利大米品牌，福娃集团开始流转土地、统一稻种进行规模化种植，但成本太高。一是租金，每亩近800元，二是人力，请人栽秧每天200元。
企业很苦恼。农民也着急。
监利县尺八镇石岭村老支书蔡新福种60亩田，每年育秧时，就把被子行李卷到田边住下来。要栽秧了，就给外地务工的儿子媳妇打电话，要他们回来。儿子媳妇拗不过老头子，每年同期都请假，厂家不干，只好辞退他们。夫妻俩只好就近找些事做。他们说：“有机器插秧就好了。”
从企业到农民，都希望打破僵局。市场开始倒逼传统农业转型。
2.农机员捅破了窗户纸
农业现代化离不开全程机械化
“传统农业已经走到山穷水尽。”监利县农业局长李家模认为，传统农业经营采取统分结合的经营机制，“统”的作用不明显，“分”的弊端很突出，难以适应当前农村发展的需要。他说：“面对全球一体化、区域一体化、产业一体化大趋势，单家独户的分散经营机制不合时宜，可以因地制宜进行改革探索。”
传统农业到底如何突破？
只有华山一条路——全程机械化。正如福天下育秧工厂墙上所写：“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。——毛泽东，1959”
不仅仅是机械化，而且必须是全程机械化。
早些年，监利水稻耕整、收割的机械化程度已经高达90%以上，但机插一直没有突破。
2010年，监利县周老嘴镇农机员周振涛不在水田育秧，改在旱田育秧，用插秧机栽在田里，长势良好，平均产量比手栽还高50斤。
机插秧试验成功。周振涛终于捅破了那层窗户纸，打通了全程机械化的技术瓶颈。
很快，旱田大棚育秧在全县推广，育秧工厂风靡监利。
2011年，周振涛率先建成家育秧工厂，搭建大棚在旱田育秧。次年，全县新增10家。去年，新增17家。今年，新增15家。
机插秧的推广，迅速带来了水稻种植全程机械化，播种、育秧、插秧、耕整、防治、收割、烘干等全部都用机械操作。全程机械化生产出来的稻谷，做到不落地。
机械全程化又拉动了土地有效流转。近三年，监利直接参与土地市场化流转近10万亩，服务大田面积60多万亩。
3.“湖北机王”的选择
全程机械化离不开组织社会化
肖基虎，监利县毛市镇陈赵村农民，16岁开拖拉机，参加农机手大赛获得“湖北机王”称号。
育秧工厂之前，他要自己联系业务，很多时间在路上跑，业务量还不稳定。年成好，能挣10来万元，不好就只有2万多元。
育秧工厂出现后，一切都变了。
肖基虎加入昊天合作社。这是家育秧工厂，网罗68名农机手，组建专业的耕整、机插、收割队伍。
昊天合作社流转3700多亩农田，还给附近一些动辄上千亩的种田大户提供全程机械化服务。
“湖北机王”有了用武之地。昊天合作社聘其为技术指导老师，每年工资5万元，每亩提成15元，去年收入15万元，今年近30万元。“现在不操心业务量，事情做不完。”肖基虎说，合作社对农机手和订单信息进行有效调配，哪里需要，就通知附近农机手赶去，不会在路上浪费时间。
每家育秧工厂背后都有多家合作社配套。尚禾育秧工厂就有10家合作社：农机合作社有300多台大型机械，在尺八、三洲两镇设立办事处；水稻种植合作社有12个联络组、200多人；农资合作社有8个分社，覆盖全镇所有村庄；育秧工厂有6个网点，辐射4万亩农田；测土配肥有3家网点，设有专业农技服务人员；统防统治2个网点，粮食收购、烘干储存、土地整理、蔬菜种植等都建立了合作社。
尚禾老板欧阳斌说，全程机械化以后，每个环节都需要专业人员服务，进行标准化操作，没有组织做好管理，就会一盘散沙，所以尚禾定期对合作社社员进行培训。
4.华科硕士下乡种田的新思维
组织社会化离不开资本多元化
刘应文，华中科技大学工商管理硕士，早年在武汉打拼，挖到桶金。育秧工厂出现后，他敏锐地捕捉到市场机遇，迅速携带资本下乡。“研究生下乡种田”，一时成为监利美谈。
3年内，刘应文在黄歇、汪桥两镇连建两家育秧工厂，共投资1000多万元，今年收益70多万元。
仅仅3年，刘应文已经不仅仅停留在育秧工厂生产环节的关注上，而是开始了更广泛、更深入、更有意义的探索。
今年收完稻谷后，他常住武汉，与桥米、金龙鱼等大米运营商洽谈，合作共建大米质量安全追溯机制。他说：“当前农村土地经营高度分割、经营主体高度分散，造成农业生产散乱，谷贩子混乱收购，又造成销售混乱，两者相加，导致农业生产的法律责任和主体责任混淆，无法做到质量安全回溯。这对粮食安全和大米品牌都是损害。”
与大米营运商的谈判，刘应文想通过市场倒逼机制，提高稻谷收购价格，通过育秧工厂这一平台，向农民、农资经销商分解指标，推动标准化统一大生产，建立大米质量安全追溯体系。
按照刘应文的设想，届时无良农资经销商的空间会被挤压，谷贩子没有生意可做，种源、生产、销售、收购等环节都能规范化。
不管刘应文将来结果如何，至少他带来了新思维。育秧工厂老板身份五花八门：有纯粹的农民，有学识渊博的知识分子，有退休教师，有建材经销商，有龙头企业等等。他们身份不一，观点也不一。这些观点在田野里激荡，就会产生多元化选择，其中一些定会推动现代农业朝前发展。
5.种田大户为晒谷犯愁
资本多元化离不开服务商品化
黄建川，毛市镇种田大户，在外做包子馒头发了财，去年回乡流转土地2000亩，每亩370元，一次性付给农民4年租金。
他回家包田，就是冲着育秧工厂来的，但去年次接触，只拿出30%的面积给昊天合作社，全程打包，每亩750元，“屁事不管，只管卖谷”。今年，他拿出70%的面积给昊天全程打包，除去承包费、打包费，纯赚88.4万元。明年，“全部甩给昊天。”
令黄建川苦恼的是晒谷。220多万斤粮食要晒干，没有足够大的晒场，黄建川就把稻谷拖到公路上晒，自己在路上搭棚子住宿。有天晚上，一名妇女骑摩托车撞上粮袋，幸好没事，但把黄建川吓出一身冷汗。今年，昊天投资260万元新上8台烘干储存机组，解决了黄建川的大麻烦。
说是种田，但黄建川没下田插秧，没下田收谷，全部都包给昊天做。从买种、播种、育秧到收割、烘干，所有环节，黄建川都要付钱。
种田的每一个环节就是一个细分的市场，全部商品化，都要拿钱买服务。
不仅如此，育秧工厂还衍生出更多的细分市场和服务。测土配肥以前没有，现在全县有测土配肥站5家。统防统治以前没有，现在全县有合作社15家。烘干储存以前没有，现在全县新建9家网点。
明年，监利县农业局计划与尺八巨象或朱河镇花园蔬菜合作社对接，由蔬菜企业或合作社与育秧工厂签订合作协议，在每年7月至次年3月育秧大棚不育秧的时间段里，在大棚种植蔬菜，打造监利新的菜篮子，实行统一品种、统一肥药、统一技术指导、统一订单收购。
“我们每个环节都提供专业化服务，都签了协议，出了问题要负责。”周振涛说，今年他跟大垸农场黄姓家庭农场主签订统防统治协议，结果稻谷减产，周振涛同意赔偿。不过，钱不用周振涛出，由保险公司出。
6.农业局长的幸福与苦恼
服务商品化离不开制度规范化
11月，监利县农业局发文支持育秧工厂等社会化服务主体发展。政策共10条，对水稻种植各个环节分别做出具体规定。其中第九条就涉及到“金融支农”。
金融资本已经投入到育秧工厂。
监利邮储银行开始接受育秧工厂的资产抵押贷款。尚禾、昊天等规模较大的育秧工厂可得到500万元授信。程集镇金草帽育秧工厂已向邮储银行申请农资贷款100万元。银行不担心贷款收不回来，因为有政府、保险公司、邮储银行成立的三方担保公司担保。
中国人保财险公司与监利育秧工厂纷纷签订保险合同。金草帽的保额是60万元，尚禾的保额是800万元。
面对日渐成熟的育秧工厂，李家模有成就感也有担忧：农业有风险，育秧工厂是个新生事物，一旦出问题，涉农影响大，育秧工厂需要逐步规范，稳步发展。
李家模说，监利水稻播种面积220多万亩，仅种子，一年就有20亿元的销售额。再加上农机销售，以及育秧、机耕、机插、机收等全程机械化服务，220多万亩农田所产生的巨大市场，可以吸引任何有兴趣的资本投入。不算今年新增15家投资，原28家育秧工厂已经投入3亿元。
尚禾育秧工厂老板欧阳斌正面临尺八、三洲两镇100多家农资经销商的合力围剿，原因在于尚禾低价销售农资，挤占了他们的市场空间。
以一敌百？尚禾能做到吗？
尚禾现有8家农资合作社，在尺八、三洲两镇布满销售网点。他们与农民签订育秧订单后，与种子厂家谈判，低价采购。今年再生稻谷种市场价格48元一斤，合作社采购27元一斤，低了21元。
农民自己种田，一亩约800元成本，全程打包给尚禾合作社，只要590元。农民卖谷，湿谷0.98元一斤，通过合作社把稻谷烘干后，1.42元一斤。农民都愿意与合作社合作。
有了农民做后盾，欧阳斌信心满满。
总结育秧工厂的勃兴，李家模说：“育秧工厂推动全程机械化，代表现代农业发展方向，适应时下社会资本下乡的渴望。更为重要的是，它是由监利农民试验成功的，说明农民主体作用在农业生产中无比重要。它又是社会资本推广的，说明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。”
总之，无论农民还是社会资本，只要打开解放思想这个总开关，借助市场化的手段，很多现实困难都可迎难而解。周振涛的机插秧攻关、刘应文的质量安全追溯机制、邮储银行和人保公司的抵押担保，无不印证了这一点。
